上海建安传染病医院选择民营体制

　　5月12日上午11时，上海。尽管已两个昼夜没合眼，焦安国的脸色也因疲惫而略显苍白，但一股压抑不住的兴奋依然闪烁在这位创业者眼中。

　　这一天，安国医院与河南信阳八县两区刚刚签署了来沪农民工医保属地化管理协议。而在稍早一些时候，由山西运城安国中医结核病医院主办的全国结核病学术会议也刚刚落幕。身为上海建安医院(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建安)董事长兼旗下5家连锁医院的总院长，焦安国认为这两件事的最大意义在于“安国医院的办院模式和行业地位得到了越来越多业界人士的认可”。

　　与多数民营医疗机构的思路不同，上海建安初创时的市场切入点既非高端特需医疗，也非大众化的基本医疗服务，而是“政府挠头，市场回避”的结核病防治领域。在许多人眼里，这可能是旁门左道，甚至是自寻死路，因为谁都清楚，民间资本从事公共卫生服务，如果规范运作的话，一般很难有利润可言。

　　但在焦安国看来，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共性”并不等于“政府包办”。它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私人、营利、非营利性组织来共同提供。至于回报，焦安国认为，参与公共卫生服务虽不能带来多少经济收益，却可以使民营资本更容易地赢得政府、社会的认同，“这是一笔无形财富，是再多的钱也买不来的。”

　　尤其在当前，面对国有医院的强大竞争力，加上市场已经基本饱和，再单纯地开设传统的医院已没有多少发展空间。上海建安的成长经历证实，跳出传统框框，社会资本在公共卫生领域同样大有作为。

　　“而比这更主要的是，它的发展轨迹事实上也启发了人们对于公共卫生管办方式的再思考。”一位业界人士评价指出，过去一年，中央财政用于结核病防治的专项经费已达3.95亿元人民币，却依然没有改变“全球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的现实。截至目前，中国仍有450万结核病人，且每年以150万的速度递增。因而易见，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过份强调政府的无限责任，很容易会造成决策失误以及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在此背景下，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公卫民办、政府买单”，无疑具有更大的启示意义。

　　民间抗痨先锋：追溯上海建安的发展史，人们总是习惯于从焦安国的父母说起。

　　几年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蒋子龙曾在小说《空洞》中这样写道：“一对中国民间医道高手，利用祖传的中药秘方研制良药，降伏了卷土重来、肆虐蔓延的抗药性结核病，治愈了无数大医院无法救治的患者……”人们后来得知，此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以焦安国一家两代人为原型。

　　据知情者称，在山西运城，焦安国父母一直是令人尊敬的人物。他们潜心30年，利用祖传中药秘方研配良药“回生灵”，挽救了无数结核病患者的生命，在当地被誉为“神医”。1987年，焦家二老借了几万块钱，租地盖房，建起了一座民营的结核病专科医院。

　　由于药到病除，该院在赢得患者交口称赞的同时，也招来了嫉妒与贪婪。1990年的某一天，为夺取中药秘方，歹人一捆炸药夺走了焦氏二老的性命，医院楼房也因此被夷为平地。

　　那时，24岁的焦安国只是一个高中学历都没有的矿工。在灾难发生的第三天，这个 “门外汉”擦干眼泪接过了烂摊子。然而，因为既不懂医，又不懂药，在接棒之初，他内心也产生过矛盾与彷徨。

　　“是爹妈几十年心血留下来的遗业和患者的企盼让我最终挺了过来。”焦安国说，人殒楼塌后，全国各地患者的来信一直络绎不绝。其中，最令焦安国难忘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如果医院停办，我们这些结核病人，就只剩下一条死路了……”焦安国感动之余，暗下决心，一定要坚持把医院继续办下去。

　　后来，在有关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下，运城中医结核病医院终于平地而起。为了重树医院的权威，焦安国派人到北京沟通，利用国家抗痨中心的号召力，把全国各地的结核病专家请到运城来开研讨会，同时，要求本院的技术骨干拿出高质量的论文，并把他们的药推向全国。

　　用父母留下的几十万块钱，焦安国在原焦家楼地块上又建了一座新的制药车间。很快，专门用于治疗结核病患者感冒、肝功损害及其他临床症状的“回生灵”系列新药便投产使用。有了充足的药，他开始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建立医疗点，这些医疗点秉承了焦家的一贯主张：先给药，治好了病再给钱，治不好不要钱。

　　医院知名度由此快速提升，不远千里来运城求治的结核患者越来越多。考虑到患者长途劳顿可能会加重病情并造成沿途传播，焦安国又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诊疗模式——“信诊”。此举使外地患者享受到了最大便利，但医院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管理压力，尤其是当信诊业务量迅猛增长时，信件积压问题也变得积重难返，虽然“信诊办”一而再、再而三地增加人手，却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得已，1993年，焦安国再投资50多万元，在医院内部建立了计算机自动化管理系统，“效率由此提高了几十倍”。

　　有了现代化的管理工具作支撑，医院很快进入快速发展期。这一年，焦安国在运城开办了自己的第二家医院，随后又走出山西，走向全国，与外省市结核病院全面开展了技术合作、参股托管等业务。

　　此后短短10年间，该院自筹资金启动的科研攻关项目累结硕果：1993年，“回生灵系列药物治疗难治性结核病”科研项目获得山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翌年又获国家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年，“回生灵缓解肺结核症状和减少化疗毒副作用的临床研究”被列入全国结核病科研协作组课题；2002年，有关“回生灵”系列药物的科学研究再度取得历史性突破，其3个主要品种均获国药“准”字号批件……

　　目睹医院四面开花，焦安国却并不满足于现状。2003年，44岁的焦安国来到上海，开始了新的“造梦之旅”。不久以后，一个总资产近3亿元、年营业额2.5亿元的上海建安即宣告成立。

　　“要想构筑自己顶尖的人才团队，做到服务全国、接轨国际，这一切构想只有进入上海这个人才高地、融入这个全国医学专家和管理精英荟萃之地才能够实现。”焦安国如是解释。

　　嵌入公共卫生服务链

　　然而，上海建安的成立，带给焦安国的还不止是人才、资金、管理上的聚集优势。

　　了解该集团成长史的人一般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自2003年起，建安旗下的多家连锁医院纷纷开始改换“坐店待客”的思维，派出以全国知名结核病专家肖长生、薛复洲为首的专家小组深入基层，开展乡村医生培训，以提高其对结核病初步诊断的专业能力。不仅如此，该集团还会在检验、技术等方面为基层卫生机构提供支持，派出专业技术人员与基层结防所建立痰检和化验合作。

　　据不完全统计，4年下来，仅山西分院就完成了11 200多人次的培训任务，足迹遍及省内13个市县及周边的陕西、河南等地。按每名乡村医生覆盖500人计，受益人群多达5 000余万。如此骄人的业绩不仅得到政府及基层卫生机构的赞誉，也吸引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

　　在多数评论者看来，上海建安利用自己构建的防病网络来发现病人，此种经营理念与一般医院坐等病人上门的思路完全不同——通过健全网络建立查病系统和报病系统，不仅有利于挖掘医院的潜在患者群，更是当前公共卫生体系，尤其是结核病防治体系亟待健全的主要方面。